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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10-09  电子游戏厅游戏下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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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绪二十二年(1896),当17岁的陈独秀考中秀才的时候,他没有想到,日后,他将如何剧烈地改写一部现当代的中国史。

 

当时,他还没有创立那个日后影响百年中国史的政党,这位生于安徽怀宁(今安庆)的少年,3岁时父亲就去世,后来被过继给叔父陈昔凡。与别的孩子不同,每次调皮挨打,无论如何痛,他从来都不会哭一声和求饶,反而是打人的祖父总是气喘吁吁地说:

 

“这小子将来肯定是杀人不眨眼的强盗,将来不是虫,就变成龙。” 

 

今天,是陈独秀诞生139周年(1879年10月9日-1942年5月27日)。在世人的眼中,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位离经叛道者,“终身的反对派”,国民党视他为洪水猛兽。他的伙伴们,也曾在很长时间,评价他是一位机会主义者、投降派、叛徒和汉奸。他两边都不讨好,只有他那位同样性情耿直、得罪人无数的学生傅斯年才会耿介地说,陈独秀是“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”。

 



2

 



作为划过天空的彗星,他是早熟和孤独的。

 

在中国近现代史上,有几个省份的人先后影响了中国历史:晚清史上,湖南人曾国藩、左宗棠和安徽人李鸿章先后崛起;然后,广东人康有为、梁启超、孙中山开始登场;五四运动时期,安徽人陈独秀、胡适活跃了起来;此后,浙江人蒋介石一度纵横中国;再往后,又是湖南人毛泽东的横空出世。

 

陈独秀考中秀才那一年,正是戊戌变法(1898)的前两年,这位少年秀才对科举功名意兴阑珊。第二年(1897),他考入杭州求是书院(浙江大学前身)学习,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。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,他因为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,后来又因为参与反清宣传活动,被清政府通缉,无奈逃亡日本,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。

 

他是个怪才,除了一个秀才的功名,他此后并无太多的学历,但却协助章士钊等人创办了《国民日报》和自行创办了《安徽俗话报》等革命报纸,辛亥革命前他被清政府通缉,辛亥革命后因为参与讨伐袁世凯的“二次革命”,他又被捕入狱。

 

从袁世凯的监狱出来,这位爱折腾的老秀才,又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了后来影响中国百年的《新青年》杂志。《新青年》是现代中国的一声惊雷,这也让当时刚刚当上北京大学校长、立志改革北大的蔡元培震惊不已,他立马从北京南下上海,竭力想将陈独秀延揽进入北大任教。 

 

蔡元培是清朝的进士出身,曾担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,这位出身不凡的老进士慧眼识珠,很喜欢陈独秀这位毫不起眼的小秀才,那时候,陈独秀下榻在上海的中西旅馆,蔡元培经常去找陈独秀,蔡元培去的很早,陈独秀经常还没睡醒,蔡元培就常常搬一把小凳子在门口等他睡到自然醒。

 

为了应付当时民国教育部那些“重资历,轻能力”的技术官僚,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蔡元培,甚至帮陈独秀虚构了一个“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,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,安徽高等学校校长”的虚假学历和履历,目的只是为了让陈独秀能顺利当上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(相当于系主任)。

 



3

 



很多人常说,从五四运动开始,年轻人开始改变中国,但追究根源,首先源自于陈独秀这位老秀才和老愤青的贡献。

 

在北大,人人都知道陈独秀很有才,当然,人人也都知道,他还很喜欢嫖妓。

 

在北京,担任北大文科学长(系主任)的陈独秀,很喜欢逛当时京城著名的买春街“八大胡同”,甚至他还曾经因为和妓女闹矛盾,抓伤过妓女的下体。

 

对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另外一位健将胡适,陈独秀曾经拍着桌子跟胡适说:“你要认我是个朋友,你今天就跟你的老婆离婚,这么丑的老婆,这么小脚的老婆,没有文化、没有思想,你居然能够容忍,证明你不是我的朋友,你是我的朋友,马上跟她离婚。” 

 

胡适跟陈独秀一样,年轻的时候也都喜欢嫖娼,但跟一生娶过四个老婆的陈独秀不同,胡适一生却对“包办婚姻”的小脚老婆江冬秀爱护有加,一生只认一个老婆,这让当时作为“新青年”代表的陈独秀非常不满,认为胡适还是不够OPEN和解放。

 

因为新文化运动和嫖娼这些共同爱好,陈独秀和胡适这对安徽老乡走到了一起,但也正是因为新文化运动和爱老婆这些事情,陈独秀和胡适产生了很大分歧。

 

不要小看“爱老婆”这么个话题,“新潮”的陈独秀和“守旧”的胡适,却即将代表此后主导中国的两股思潮,他们在此后不同的人生选择,揭示了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,在政治和思想上的巨大分野。

 



4

 



当时,陈独秀与李大钊号称“南陈北李”,在北京,陈独秀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。

 

陈独秀看不起胡适这些“守旧”文人,向往剧烈的新思潮,这也让他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烈火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之一,1919年4月,爱嫖娼也爱新思想的陈独秀被迫从北大辞职,但这位40岁的老愤青,却在1919年6月11日,跑到了北京新世界屋顶花园,像个革命学生一样,向下层露台看电影的人群散发《北京市民宣言》,不幸再次被逮捕入狱,坐了三个月的牢。 

 

1920年2月,为了躲避北洋政府的追捕,陈独秀装扮成财主模样,跟着装扮成账房先生的李大钊一起,乘着一辆带篷骡车从北京直奔天津,干起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创业运动。

 

1921年7月23日,中.共一大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秘密召开,缺席的陈独秀,以自己的崇高威望,被选举成为首任中央局书记。

 

在参与中国这场最伟大的革命运动之时,陈独秀也陷入了感情的困惑。

 

陈独秀的原配,是清末安徽统领副将高登科之女高晓岚,陈独秀跟原配育有三子一女,但却始终跟她合不来;1909年末,陈独秀喜欢上了自己的小姨子,跟高晓岚同父异母、当时正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高君曼 

 

对于这位天生丽质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小姨子,陈独秀很是倾慕,而高君曼也喜欢上了文学青年姐夫陈独秀。1910年,31岁的陈独秀和22岁的高君曼私奔到了杭州和上海,开始公开同居,两人此后育有二子一女。

 

高君曼是个好女子。陈独秀最为艰难之时,她不仅帮助陈独秀出版《新青年》杂志,而且掩护陈独秀的革命活动,为他充当联络员,甚至一度与陈独秀一起被捕入狱。但到了1925年,胃病发作的陈独秀偶然到上海一家私立医院看病,又看上了另外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医生施之英

 

很快,陈独秀开始带着施之英到杭州和扬州等地度起了“蜜月”,作为当时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,不辞而别、“离奇失踪”的陈独秀也让党内人士焦急万分,还以为他出了什么事情,于是公开在上海《民国报》上登出“寻人启事”。正在潇洒度蜜月的陈独秀看到了,才发来电报说他“生病”了,最近休养了一段时间,刚有点好转,准备回来干活了。(电报原文是:“外出治病,初有好转,可以扶病视事”。)
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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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独秀的这第三段感情,因为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,最终戛然而止。

 

纵观陈独秀的一生,他始终只是个意气颇高的书生,却无意中改写了中国的政治史。以书生卷入政治,终其一生也玩不好的他,是矛盾和困惑的。

 

党成立后,作为主要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,对于共.产.国.际的指示感到非常迷茫。当时,共产国际一方面要求党与国民党保持良好关系,另一方面,却又要求党要继续推行土地革命,“惩罚反动军官”,这种混乱和自相矛盾的逻辑,让党内人士感觉到困惑不堪。向来敢做敢言的陈独秀,公开在会议上批评共产国际的出尔反尔和前后不一:

 

“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,现在斯大林教我们二十四点钟内实行土地革命。”

 

最终,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,陈独秀被停职。随后,在大革命失败和白色恐怖的风潮下,女医生施之英离开了陈独秀,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也相继被捕牺牲,他的女儿陈玉莹想为两位兄弟收尸,却被国民党拒绝。1928年,家破人亡的陈玉莹最终精神失常,病死在了上海。

 

1929年,张学良为了收回苏联在中国东北铁路的特权,指挥东北军强行收回了当时为苏联掌握的中东铁路部分管理权,随后,苏联军队出动击败东北军,并趁机占领中国领土黑瞎子岛。国内部分人士提出了“武装保卫苏联”的口号,向来直性子的陈独秀提出异议,并指出片面宣传“拥护苏联”“于我们不利”,绝不能简单地认为“广大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”。最终,陈独秀被开除出党。

 

此时的陈独秀惶惶如丧家之犬,这位本来意气勃发的书生,一方面成为党的弃儿,一方面又被国民党追捕,无奈下只好隐姓埋名,寄居在上海熙华德路一座贫民窟的石库门房子里,1927年,也就是在这里,陈独秀遇见了比自己小29岁的单身邻居、英美烟草公司女工潘兰珍 

 

虎落平阳的陈独秀分外凄凉,潘兰珍则对这位隐姓埋名、卖字为生的孤苦老人充满了好奇和同情,在同病相怜的彼此怜爱中,在上海的贫民窟里,1930年,51岁的陈独秀和22岁的潘兰珍最终走到了一起。

 

而这,也是风流的陈独秀,人生中的最后一份感情。

 



6

 



1932年,被国民党巨额悬赏通缉多年的陈独秀最终被捕,这也是他第四次和最后一次入狱。一直到此时,潘兰珍才知道,她爱恋的这位老先生,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。

 

对于陈独秀的被捕,当时国民党各界纷纷致电中央要求“严惩”、“处极”、“明正典刑”、“迅予处决”;而在另一边,陈独秀则被训斥为资产阶级走狗,《红色中华》发表标题为“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,陈独秀在上海被捕”的文章。对于当时处于极度分裂的国共两党而言,对于陈独秀的讨伐,是当时国共两党难得的共识。

 

被捕后不久,陈独秀与彭述之一起被解送南京,解送途中道路泥泞颠簸,但陈独秀却总是睡得很香,这让彭述之非常羡慕,对此当时已经53岁的陈独秀说:

 

“吾已半老,别无所求。汝正青春,大有可为。万望勿作他想。”

 

被押送到南京后,当时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跑到监狱,请陈独秀题字,对此陈独秀也毫不客气,直接就写下了:“三军可夺帅也,匹夫不可夺志也”的大字。 

 

对于这位远在东方的知名人士,当时,就连科学家爱因斯坦都曾致电国民政府请求宽大处理,对此蒋介石说:“独秀虽已非共.党之首领,然近年····杀人放火,独秀乃始作俑者,故不可不明正典刑。”

 

1933年4月,国民政府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开庭审判陈独秀,名动一时的大律师章士钊免费为他辩护,对于法庭质控陈独秀危害国家的说法,陈独秀义气凛然地说:

 

“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,却不承认危害民国。政府并非国家,反对政府,并非危害国家。”

 

当时,章士钊全力辩护,试图为陈独秀辩驳减刑,但陈独秀却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,不肯以贬低共产主义来为自己减刑,对此旁听的人士纷纷惊叹说:真是“革命家”。

 

当时的报纸报道说,面对审判,陈独秀在法庭上“态度安闲,顾盼自若,有时且隽语哄堂”,经常惹得法庭上哄堂大笑,而陈独秀的《辩护状》则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,上海沪江大学、苏州东吴大学甚至将其选为法学系教材。

 

最终,1933年,55岁的老愤青陈独秀被法庭以“危害民国罪”判刑13年;后经上诉,减刑为8年。随后陈独秀被押解到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服刑,这也就是俗称的老虎桥监狱。

 



7



 

在民国的监狱里,由于何应钦、宋美龄等政要先后到访,监狱长对陈独秀也不敢怠慢。他在老虎桥监狱的日子,堪称舒爽。

 

在自己的牢房里,陈独秀摆了两个大书架,上面堆满了经史子集。他的最后一个妻子潘兰珍对陈独秀不离不弃,在老虎桥监狱附近租房、打零工照顾他。尽管身陷囹圄,这位奇人向来不屑风俗。他甚至与前来探望的潘兰珍在牢房中公开做.爱,这让看守的狱卒很是不满,没想到陈独秀却将狱卒臭骂一通说:

 

“老子人犯了法,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。”

 

在狱中,陈独秀开始反思斯大林的大清洗和苏联的体制,此前,他在《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》中说:“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(民主与科学),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。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,一切政府的压迫,社会的攻击笑骂,就是断头流血,都不推辞。”

 

对于社.会.主.义的走向,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:“社.会.主.义是很长的历史阶段,根本目标是发展经济,使最大多数人民幸福。建设社.会.主.义要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,不能马上废除私有制,初期允许多种经济成分,而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。”

 

许多年后,历史将证明,他在牢狱中的思考,是何等深刻。

 

国共二次合作后,1937年底,陈独秀最终被提前释放出狱,当时,国民党让周佛海出面,请陈独秀到国防参议会挂个名,“可保后半生衣食无忧”。另外,陈独秀的北大学生、时任浙江省主席的朱家骅也禀承蒋介石的旨意,动员陈独秀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部长,但陈独秀通通拒绝。陈独秀说:

 

“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,还杀了我两个儿子,我和他不共戴天,现在大敌当前,国共合作,既然国家需要他抗日,我不反对他就是了。”

 

对于陈独秀的去向,延安方面则传来消息,表示只要陈独秀写个“认错书”,“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……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”,就可回归到延安,但生性高傲的陈独秀直接回答说:

 

“回党工作是我所愿,惟书面检讨,碍难从命。”又说:“时至今日,谁有过,谁无过,在未定之数,有什么好写呢!”

 



8

 



对于两方面抛来的橄榄枝,他通通不予理睬,最终被冷落,成了抗战的大时代中,一位边缘化的小人物。

 

此前在1932年被捕前,陈独秀化名发文猛烈抨击国民党在“九一八事变”后不抵抗,1932年被捕后,国民党的上海公安局侦缉队长慕名请他题字,陈独秀则慨然写下了“还我河山”、“先天下忧”的横幅。

 

1935年他在狱中时,国画大师刘海粟前往探望并请他题字,陈独秀则馈赠一幅对联:

 

行无愧怍心常坦,

身处艰难气若虹。

 

他是狂傲的,却也是倔强的,不屈的。

 

由于出狱后始终拒绝各方面的招抚,陈独秀生活日益潦倒。此后,他跟随抗战军民从南京迁到武汉,1938年武汉沦陷前,陈独秀又远迁大后方重庆,并最终寄居到友人邓仲纯在重庆江津的住处。

 

为了维持生活,已经年过半百的陈独秀开始种田,并向农人们学习如何种豆,这位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长时,月薪一度高达300大洋的老先生,此时已经穷得需要为三餐果腹而发愁了。

 

传记文学家郑学稼曾经回忆说,陈独秀到达重庆江津后,他有一次前往探访:“他(陈独秀)阅薛农山信后问我:‘吃过饭没有?’我看方桌上盛好两碗饭,一碗青菜,一碗菜汤。那饭是我从未吃过的粗米。我不是有好生活的人,但那样饭菜,实无法下咽,因此撒谎说:‘已吃过了。’”

 

还有一次,老同盟会员、安徽老乡朱蕴山提着几只鸭子前往探望陈独秀,这才发现陈独秀竟然因为胃病无钱看病而在床上打滚,看到陈独秀家中仅剩的几颗干瘪土豆,朱蕴山忍不住潸然泪下说:

 

“可怜呵可怜,仲甫陈独秀的字竟然没有东西吃!”

 

尽管陈独秀穷困潦倒,但周边的盗贼们看到经常有达官贵人前来拜访,却怀疑陈独秀应该有点钱财,1940年,一伙盗贼偷走了陈独秀的十几件衣服和一部分尚未出版的手稿,还顺走了陈独秀心爱的篆刻阳文“独秀山民”的四字印章,这也让61岁的陈独秀痛心疾首,他对妻子潘兰珍说:“若印章和手稿能失而复得,我宁可被盗走全部财物,即使因之衣不蔽体,食不果腹亦无所不愿……”

 

为了谋生和养活妻女,陈独秀在江津整理了自己写作的文字学研究著作《小学识字教本》,当时,该书原计划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出版,并由国民政府预支2万元法币的稿酬给予陈独秀,但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“小学”二字不妥,建议改书名为更为现代化和通俗化的名称《中国文字说明》,没想到陈独秀却认为“小学”乃音韵学、文字学综合之古称,始终坚持不肯更改书名。

 

当时,妻子潘汉珍跟陈独秀说,家里实在无米下锅了,为何就不能迁就下改下书名,然后用稿费改善下家里的生活呢,没想到一生倔强的陈独秀宁肯饿死,也坚决不同意更改书名,并转而将稿费存到一个中介人手中,坚决不愿挪用一分一厘。

 

就在艰苦穷病之中,1942年5月27日,陈独秀最终在重庆江津去世,当时,举国上下正忙着抗战对外,对于这位党的主要创始人的去世,几乎没有任何消息见诸报端,后来有人评论说:

 

“如此一代人杰之死,此时此地,实有不胜寂寞之感。”

 

就在去世前,外号“火山”的陈独秀曾经总结自己说:“(我的)个性不大适宜于做官”,“我半生所做的事业,似乎大半失败了。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”。

 



9

 



这位玩不转政治的书生,始终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败和无力。

 

就在1937年底出狱后,在写给陈其昌的信中,陈独秀写道:

 

“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,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。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,已向人广泛的声明过,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,不代表任何人。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,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,自作主张,自负责任。将来谁是朋友,现在完全不知道。我绝对不怕孤立。”

 

陈独秀去世后,起初草葬于重庆江津,1947年,他的三儿子陈松年将陈独秀的遗骸运送回到了安徽安庆老家落葬,由于担心国民党追查,陈松年没有为父亲立碑,这也让陈独秀的坟墓幸运躲过了文革的冲击。 

 

陈独秀一生共和妻子们生育有5个儿子和2个女儿、1个养女。陈独秀去世前,他的长子陈延年和次子陈乔年已被国民党所杀,大女儿陈玉莹为两个兄弟收尸不成,最终精神失常病死。小女儿陈子美,则在1949年后被打成牛鬼蛇神,最终,陈子美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,身上绑着五个酱油桶,在海上漂流十个小时逃到了香港,并辗转到达美国。1991年,陈子美由于无钱缴纳房租而被美国的房东起诉到法院,最终得到了“中华海外联谊会”资助解困。

 

陈独秀的四儿子陈鹤年,在1949年将妻子和四个女儿送回了北京,他自己则留在了香港工作。文革开始后,陈鹤年的大女婿被红卫兵折磨致死;二女儿陈祯荣在“文革”中天真地说了句“对祖父陈独秀也要一分为二”,被打成反革命分子;三女儿年幼无知,在“文革”中到商店买毛主席纪念像章时,认为价格太高,说了句“六角钱一个,太贵了”,也被打成反革命分子。陈鹤年的小儿子陈祯祺,则于1968年被下放到内蒙古插队落户,一直到1981年才离开。

 

后来,陈独秀孙女陈长璞在接受采访时说:

 

“过去的,就让它过去吧。”

 

很少人会再记得这位落寞的老秀才和北大教授了,他毕竟只是一个玩不转政治的书生。人生多少事,或许正如与他一般失意的明代书生杨慎所写的《临江仙》一样:

 

滚滾长江东逝水,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!青山依旧在,几度夕阳红。

白发渔樵江渚上,惯看秋月春风。一壶浊酒喜相逢!古今多少事,都付笑谈中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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