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刚到天津王庆坨时,我丝毫察觉不到这个号称“中国自行车第一镇”的热闹:小汽车飞快游走,电动车插空穿梭,别说自行车不多见,就连行人也比车少,稍不留神走路,就可能被前后的车喇叭惊醒。我绕着居民区的街道拐了二十多分钟,才看到一辆摩拜单车,停靠在路边不起眼的熟食店。

穿过居民区,来到京环高速路边,王庆坨的面纱才被揭开。单说时代广场往西,三四公里的马路两旁,几乎被自行车、电动车的门店占领,山地车、童车、淑女车、电动车是小镇的主角。门店与马路相隔十多米,店门口停着的不乏奔驰、宝马等豪车,也有的摆上几十辆自行车样品,但几乎所有店里都冷冷清清,只有汽修店的小伙子们言语两句。

反观旁边的高速路,栏杆式和厢式货车疾驰而过,夹杂着面包车和小汽车川流不息,不时还有小三轮车横冲直撞。喇叭声、车轮声混杂着,在这些噪音中我的脑袋晕乎乎的,鼻腔里也粘着焦油味的尘土。

9月25日下午,我走进其中一家门店,这种不适感变得更严重。店里放着几十台甚至上百台新自行车,空气里弥漫着轮胎和油漆的味道,很是刺鼻。屋后就是一个家庭作坊,借着天台透过的亮光,三个工人在生产线上打磨作业,焦油味铺面而来,时不时响起刺耳的机器声。

旁边办公室里几个位子空荡荡的,只留守一位女员工李梅。她垂着头一脸无奈:“现在都不忙,我们今天就都放假了,现在都是在网店卖几台车,厂里几个人干活,现在是淡季,工厂基本停工。”她瞅了一眼街外,“大家都这样,哪有活啊。”

这家店对面的店员张军,两手背在身后在屋前屋后转悠,他说话有气无力:“我们做了20多年,今年比往年销量下滑了50%,北京的几个客户都没有了。

除了自行车行业,电动车行业也有波动。一位做电动小三轮车的老板告诉我,前几年生意可好了,年销量能达到一万台,现在只有两三千台,工人也缩减到十多个。

三轮车师傅带我绕了绕藏在小巷子里甚至开发区的大大小小厂房,不少已大门紧闭,只留下写着小广告的红砖墙和角落里的爬山虎,一家厂子的铁门已经生锈,张贴的“福”字被撕去一半,铁门内还镶着一块两米高的实心板。

一家工厂的销售经理钱钟,正和两个工人说着话。稍后他坐在桌子前,端起了茶壶,“工人有40多号人,都放假了,小工厂好多都倒闭了,人们要么去打工,要么在家歇着。工人这个季节都去掰棒子(收玉米),一天也能拿两三百,但到冬天也不行了。”一千多平方米的厂房,回荡着三两声鞭打车轮胎的声音,至少有一半空间堆放着九五成包装的自行车,而这些库存已有几个月了。

夕阳下沉,夜幕降临,这座小镇仿佛又活过来了。不管是有门面的还是只有背篓一个,都出来摆摊。或竹竿上点个白炽灯,或借着路灯的光凑合下,饼干副食、熟食店的,一篮子青菜的、一小车梨子的……秋天夜风乍凉,摊贩们却乐此不疲。

当然,夜晚最热闹的当属服装店和手机店,尤其以OPPO、vivo为首的经销门店将服装店擅长的叫卖技能发挥到极致,伴随抖音流行乐曲和活动优惠价的混音,处处涌现出一种热闹的市井气息。门店两侧,随处可见乱丢的菜叶和塑料袋,以及井盖周围黑乎乎的污垢。

这是一个平凡的中国乡镇,庸俗得让人舒服。这也是一个别样的中国乡镇,至少满大街的汽车和星罗棋布的工厂,表明它比绝大部分乡镇富裕。制造业撑起的小镇命运,往往与行业发展关系密切。如今的颓势,绝不是它历史的常规写照。


“这共享单车都把我们搞死了”

王庆坨的过往和如今的夜市一样热闹。

这里距天津市区40多公里,比邻河北霸州,但地理位置优越,津同公路、京九铁路津霸线经过镇子,津保高速、京沪高速在镇区也有出入口,便利的交通为这块原本贫瘠的土地带来了商业机会

上世纪90年代初当地自行车厂工人下岗后纷纷创业,以家庭式作坊的模式生产、售卖卖低端自行车。两三年间,王庆坨出现了200多个家庭小作坊。在4万常住人口中,70%以上的劳力从事与自行车生产相关行业。经过了90年代末低端劣质产品的整顿、不合格企业的清理以及此后十多年的发展,王庆坨也一跃成为北方最大的自行车生产基地

政府公开资料显示,到2015年6月,王庆坨镇民营自行车中小企业达500余家,其中整车企业160余家,零配件企业260余家,产品远销欧美、非洲和东南亚等20多个国家,年产值达到37.8亿元。自行车产业一度占王庆坨GDP的75%,吸纳全镇60%以上劳动力,王庆坨的自行车年产量也占到全国的七分之一。

钱钟在天津干自行车销售十多年了,回忆起昔日场景,语调一下子变得亢奋,“前几年天天加班,基本晚上11点前没有下过班。路上也天天堵车,都是送货的、拉零件的。”他回忆,当时工人们一个月能挣上1万多元,而现在只有4000元,这还算上保底的3000元。

时间拉回到十多年前,司机师傅乐田瞪大了眼睛,“厂里干苦力的一天能挣五六百元,就算是普通工人一个月也有五六千元收入,来了很多外地人,而现在外地人少很多了,你想想一个月三四千元收入,根本养不了家。”

随着人们收入不断提高,省人力的电动单车开始替代自行车,即便是价格相对高很多的汽车,也在分期贷款的催生下普及开来,自行车需求急剧缩减

王庆坨的自行车高光时刻也在2015年变得黯淡起来。据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的不完全统计报告称,2015年天津自行车产销量出现首次下滑,下滑比例为3%。2015年中国自行车产量8026万辆,同比下降3.36%。

直到共享单车风口到来,给王庆坨的命运制造了一个开口向下的抛物线,先甩到天上,再重摔下来。

2016年下半年,共享单车开始升起燎原之火,这自然少不了王庆坨的参与。交通部数据显示,2017年全国共享单车产量约为2300万辆,天津作为重点产区接手60%以上订单。当地人告诉我,有不少厂子拿到了ofo小黄车的订单。

谁知风口仅持续了一年左右。

2017年下半年,头部企业垄断越加明显,一些中小型单车企业开启倒闭潮。2017年6月,悟空单车在运营5个月后宣布退出,成为首家倒闭的共享单车企业;而后,酷骑单车因押金难退爆出大量负面新闻;8月,町町单车被曝跑路。再加上“禁投令”发布,ofo、摩拜也被曝出资金链紧张问题,上游王庆坨工厂的日子又变得难过起来。

距离王庆坨四公里的河北霸州赵家柳村,安放着一座共享单车“坟场”。看管人员告诉我,这些酷奇单车现在至少有5000台,他们收集后翻新修理,最后卖给在各地小范围投放的单车企业。这些单车停放在玉米地和黄豆地中间,车身落满灰尘,旁边是刚拔上来的花生秧子和几间羊圈,混杂着泥土和杂草的味道。

一提到共享单车,当地人就怨气冲天,“这共享单车都把我们搞死了”。

自行车厂老板元华总结了共享单车给当地企业带来的影响:一方面,单车挤占市场份额,甚至把下游零售客户都挤走了;一方面,单车企业拖欠货款,导致工厂资金链断裂。他指指对面的厂房,“那家1000多万元货款没拿回来,直接倒闭了,还是个车间厂,比我家大多了。除了自行车厂,还有零件厂、配件厂、组装厂也倒了不少。”

他家虽然没接共享单车订单,但月销量从前几年的七八千台甚至上万台,下滑到如今的一两千台。为节省成本,元华上个月把旁边的第二家厂房出租,仅留下一间厂房自用。

另一个自行车厂老板罗飞不这么想。在他看来,每年都有门店关门、开门的过程,只是去年和今年传得比较多,但没有网上说的那么邪乎,经济在转变,相当于洗牌,“行的接着干,不行的淘汰”。他有自己的一套思考逻辑。“咱自己不可能贬低自己,好比你和朋友在一块儿,你天天说我很穷、生意留不住,你朋友会可怜你吗?只会越来越看低你,你只能自己把生意做好。”

撇开共享单车的争议,环保也是王庆坨所有厂家共同面临的问题。有人告诉我,现在环保查的严,不少小厂子都偷着干,即便有的厂拿到资质证书,也会面临检查。

在自行车制造中,喷漆、烤漆会释放漆雾和有机废气,不仅污染环境,也损害员工健康。除了废气排放外,有工厂职员告诉我,王庆坨小厂居多,不少设施简陋,安检和消防设施也有漏洞。诸多压力下,不少厂房停工整改。


 “行的接着干,不行的淘汰”

王庆坨的未来怎么走?

不止一个人对我说,等过两年共享单车在市场上消失了,自行车行业可能会好点。我注意到,说话人的厂子都很闲,多数人放假,只有零星的几个工人在忙碌。

问题是,共享单车还会从市场消失吗?

朱格的工厂员工很多,内销工厂的两条生产线上都站着工人,大门口还停着一辆京东的物流货车。和其他老板不同,朱格给人的感觉很清爽,淡蓝衬衫搭配白T恤,下身也是淡蓝的牛仔裤,头发也剃得干净利落。从学校毕业后,他先后在北京、上海工作,十年前回乡办厂创业。

也许是比较年轻,朱格对新事物的接纳程度较高,没像其他同行专注线下批发商-零售商的经销体系,而是把网店作为重要战场。2003年,他开始做网店,当时物流配套不完善,售后出了一堆问题,但他觉得“电商肯定是个趋势,实体店肯定死”,咬咬牙坚持做了起来。

除了自己经营外,朱格还招募网店经营者合作,甚至给出网店的启动资金,自己供货,网店主销售,扩大网店的售出渠道。就连来取经的大学生,也被朱格说服去做大学城网店的创业项目。2016年,他干脆停了最后一家线下门店,在京东等平台专心做网店。

但他也遇到新问题,网店客户多为散户,内销每个月不到1万台,必须找其他路子走量赚钱。新路子就是外销,大多生产便宜好用的单速车,通过外贸公司销往印度、斯里兰卡等不发达国家,一次能走几千台甚至上万台。

如今除了外销单速车,朱格在国内则是另一种打法,多卖山地车和小型电动车,单速车少做,这也让他们很早就看出了共享单车的隐患,没有主动扩充共享单车订单从而避开大坑。朱格望着样板间的变速自行车,扭过头来说:“单速车卖不动,但运动器械类的变速车依然受到人们喜爱,整体市场没有减少,锂电电动车也是过渡,用人力蹬的自行车还能坚持很长一段时间,如果没有大的科技进步的话。”

王庆坨还在做自行车的企业路子各不相同。刚接了2500单生意的刘亩计划明天开工。15年前入行,2006年他便开始做网店,但坚持了七八年效果甚微,“网店利润低,而且售后问题太多,返还率太高就赚不到钱了,我就又开始发展线下客户了。”如今,他的厂房里堆放着即将发货的加拿大雪地自行车。

在国内需求疲软下,外销渠道越加重要。为了避开竞争激烈的东南亚等市场,钱钟所在的工厂已将旗帜插向了俄罗斯。

在大部分厂家自己掌握销售渠道的情况下,王庆坨也有厂家决定只承担生产者的角色。

赵荣和哥哥合开了一家车厂,虽然只有七八年时间,但已初现规模。在这场倒闭潮中,工厂仍忙碌得热火朝天,死飞车、折叠车、公主车、山地车都有不同的车间,屋内声音嘈杂,门外的送货货车旁,装卸工正搬运一辆辆九五成包装的自行车。

“我们的秘诀在于什么单子都接,所以每天都出车。”赵荣呵呵一笑,一来他们生产的车型多,二来他们不介意订单大小,用他的话说,100台也做,1台也做。此外,他们只负责生产,国内销售由客户在天猫上经营,国外渠道则交给外贸公司。

赵荣的商业头脑在拒绝共享单车订单上,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他认为,单车企业只付30%订金,发货后再给30%,剩下的不知何时归还的做法不靠谱,他们行业规矩是出货前尾款必须打齐。此外,零部件调来后,哪怕对方违约不要这批货,工厂也能用得上这些零件,但共享单车就用不上了。原因在于,一般要求组装到九五成就发货,折叠式不占地方,而单车要求完全组装好,特别占地方。

在这个小镇上,大部分人的命运都与自行车牵扯在一起。

对当下的困难,刘亩似乎看淡了,“十年前厂子比现在多,不断有被淘汰的,比如被坑的、经营不善的、赚钱跑路的。”他瞄了一眼昏暗的停工车间,“每个厂都这样,看谁能撑到最后。



    来自: cat1208 > 《经济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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